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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陕西国画院的中青年画家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争议的焦点是今后的路怎么走，是继续沿着在学校确定的路子，还是彻底将其抛弃，重新走传统的路子?
面对这一学术问题，王有政作了认真的思考。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跟着学院的路线走，这时，通过方济众等老画家的引导，对于传统的精髓，我们都看到了，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大家产生了分歧。”“分歧的焦点是究竟在哪个庙里烧香。”“老祖宗庙里的神更灵，我看见了那个庙的神，王有政字画作品多少钱，但我无法重新脱胎换骨，完全转到传统的庙里，我来不及了。”
对于前辈的教诲，有政的态度是积极而慎重的。他很认真地琢磨“传统”二字的奥义，力图更深刻地理解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但是，他并未减弱素描等西方造型艺术因素的作用。这不仅因为素描的观察与表现方式早已成为他绘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物画不属于那种仅为抒发情绪的、半写意半抽象的水墨人物画，他要在画中表述的是流溢在民间的温馨人性，这必须通过非常真切而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去表达，就像生活中自自然然地发生的那样。所以，当有人建议他在画面中突出笔墨形式的自由抒发时，他说：“我曾试过，在我的画中，如果形式超过了所要表现的形象，形象就要受到损害。”后来，他说：“我画的不是纯正的国画。”同时，他坚守着罗丹的名言：“真正好的素描、好的文体，就是那些我们想不到去赞美的素描与文体。”
第二次是面对现实主义传统与“八五”新潮之间的冲突，艺术家都面临新的选择。
正当王有政觉得通过十多年的摸索和积累，终于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路径的时候，一个以颠覆传统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美术思潮随着国门开放直接从西方涌入中国美术界，其来势异常凶猛，令多数人始料不及。青年艺术家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和主力军。老一代，甚至中年一代艺术家头脑中所树立的传统艺术价值观似乎一夜之间被否定和消解。一时间，困惑、怅惘、失落的情绪在许多人中间蔓延。同所有中国的艺术家一样，王有政对这种局面也毫无思想准备。他来到北京，找到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士*位的老友刘骁纯，述说心中的不解。他说：“我刚找到自己的地块，正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他们说：你这一套过时了!”刘骁纯笑了，宽慰他说，中国这么多人，每一个艺术家都会有他的价值。这一位老大哥总是高屋建瓴、善解人意。王有政惶惑的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从此，在当代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风格体貌五花八门的所谓“多元”格局里，尽管思潮汹涌，他稳坐钓鱼船，守护着他的独立风貌。
他的学长、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说：“你王有政是以不变应万变!”
刘骁纯则说：“王有政不属于那种才华恣纵或灵气超群的人。灵动不足和矢志不渝是他完整艺术人格的一体两面，无论在处世上还是在艺术中，他都有一种农民式的犟劲。近年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涌入大陆，许多写实水墨人物画家都在重新调整自己的艺术方位，王有政却耿倔得出奇，毫无所动地依然故我，顽强地继续走在他那条‘乡间小路’上。亏得他犟，当挤在一堆的同路人越来越多地离散而去时，反而使他的独立价值更加鲜明地显示了出来。看来似乎是个悖论：王有政的‘自然主义’恰恰显示出了强烈的主体性。”
经过美术学院附中和美术学院国画系十余年的系统绘画专业训练，王有政拥有了相当扎实的写实造型基础，画得一手好素描。正当他应用素描手段，深入到陕北山村去体验生活、搜集形象、用于创作的时候，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8年翻译出版了《罗丹艺术论》。自打王有政在书店里买到这一本淡黄色封皮的小册子，便爱不释手。这位法国艺术家所说的许多至理名言深深地打动和影响了王有政，甚至成了他的座右铭。譬如：
“但愿‘自然’成为你们*一的女神。”
“对于自然，你们要*对信仰。你们要确信，‘自然’是永远不会丑恶的，要一心一意地忠于自然。”
“真正好的素描、好的文体，是那些我们想不到去赞美的素描与文体，因为我们完全为它们表达的内容所吸引。关于颜色，也是一样。实际上，无所谓好文体、好素描、好颜色。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当一个真理，一个深刻的思想，一种强烈的感情，闪耀在某一文学或艺术的作品中，这种文体，色彩与素描，就一定是卓越的。”
“你看一幅画，你读一页书，你没有注意那素描、色彩、文体，但是你心里深深感动，你不必担心弄错了，素描、色彩、文体，一定是很完美的。”
“艺术上*大的困难和*高的境界，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
从这时起，王有政开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自觉地遵循这些原则，无论是直接在生活中画的素描人像，还是创作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的、自自然然的。他在生活中体验人的“自然”，画出他们的灵魂、情感、思想和性格。
王有政-农民的儿子王有政字画作品
1941年农历五月十八日，王有政出生在山西省万荣县汉薛镇西景村这个世代耕读之家，和所有农家娃娃一样，他也有一个亲昵的小名：政娃。
关于孩提时代，有不少难以磨灭的记忆：
——邻家老婶听说有政从西省(当地人对西安的称呼)回来了，过来串门子，看着如今已在外边出息了的“政娃”，触景生情，说：“政娃小时候满院里爬，六条腿!”—那时母亲屋里屋外、没日没夜地忙，常常顾不上她的爱子。小政娃还没学会走路，用两只手、两条腿在地上爬，两只裤管褪了出来，吊在肚子上，成了“六条腿”。有政也在“满院里爬”的过程中，亲和了土地，熟识了他家的院落，培育了“耕读传家”的意识根性。
——那是一个夏收中炎炎烈日的晌午。政娃和几个玩伴去看麦场上牛拉石碾。他人虽小，却机灵手快，主人允许他拿竹笼跟在牛屁股后边接粪—只要牛尾巴翘起，便要准确接住，不让牛粪掉在正碾着的麦层中。这种好玩的劳动有点像游戏，他乐而忘返，直到很晚很晚了，才回到自家院里，抓起饭桌上的馍馍狼吞虎咽起来。等他吃饱之后，身后传来母亲的责问。倔犟的儿子不肯开口，母亲气得挥起笤帚把打在他的小屁股上。他既不吭，也不躲，硬撑着，最后猛一转身朝大门跑去。夜色已深，人声已静，他才偷偷摸回家门，钻到院后墙角扇车后边一堆麦秸里，很快就迷糊了……等他睁开眼，发觉自己睡在炕上，只见墙上投下一个巨大的身影在轻轻地晃动，母亲守在他的身边，在油灯下静静地做针线活，一脸的温和与慈祥。后来听哥哥说，母亲跟他在村里村外寻了大半夜，最后才在自家院角麦秸堆里找到他。
——村里涝池边发生了一件新奇事儿：从外边回到村里的本家七叔爷，手捧一对旱塬上未曾见过的小鸭子往水中抛去。在人们惊异的叫声中，雪白如绒球般的小鸡样的东西，却在水花中摇头摆尾，惬意地游弋起来。好奇的政娃想弄明白鸭子与鸡的本领。一天，本家七叔爷出门串巷，他偷偷溜入七叔爷独居的小院，捉住一对小白鸭，立在屋门石台阶上，顺手向空中抛起。小鸭子摔落在地不动弹了。政娃知道闯了大祸，害怕极了，急忙转回弯子巷，躲进屋里。
谁知晚饭前，七叔爷和往常一样乐哈哈进屋与母亲说：“看我给政娃带来了烤鸭肉。”又摸了一下政娃的头，和善地说：“娃呀，我给你说，鸭子会凫水可不会飞，知道了么?”然后，老汉没事似地走了。政娃这才如实向母亲说清了情况，认了错。七叔爷那贫困中的善良和宽容，永留在他的记忆中。
——六七岁的政娃*一次学犁地。
母亲终于同意他试着犁地了。兴奋的政娃套好犁，挂好干粮袋、水罐，吆着牛出了门道。“七步半，回吃饭”，在母亲的叮嘱声中，王有政字画作品回收，他拖着犁把出了弯子巷朝地头赶去。一路上不断听到的是“这娃还没犁把高哩，真能耐!”
到了自家地头，他用劲提握犁把，吆着牛，王有政字画作品，将铧尖插入土中，开始了人生*一次独立耕作。犁了几个来回，就觉得脖子痒痒似有毛毛虫在爬，眼睛蜇得难受，但他忍受着，全神贯注地握紧犁把瞄准“线路”，唯恐犁斜了让人笑话。也不知何时日头当顶已过，身下出现了移动的影子。母亲那“七步半，回吃饭”的叮嘱声又回响耳边，他便坚持到地头，停住牛，盯着脚前影子估量起来。当他赶回家时，母亲心疼得泪水都流了下来。
王家家境贫寒，但几辈都让孩子读书。有政上学前，母亲便教他背诵《三字经》和唐诗。
1949年，父母送他到西景村初小上学。虽然小有政有一个很强的愿望：我要好好念书。不料1953年夏天，初小毕业升高小却落榜了。建国初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学校很少，并非家家子弟都有机会上学。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考入安邑县(运城)寺北完小。这所学校距西景村有六十多里路，离家虽远，但大哥王有道正在运城师范上学，兄弟俩倒也好照应。
那时农村娃在外地上学住校，因学校离家太远，周末不得回家，家里又付不起孩子的伙食费，但可以交面粉上灶。王有政上灶的面粉是父亲推着独轮车从家里送到学校来的，一学期好几次，每次往返一百二十多里路，父亲总是按时送来，也顺便看看小儿子。直到今天，校门外的小路，吱吱扭扭的车轮声，父亲推车的背影依旧牢牢地刻在王有政的记忆中。
第二年，由于离家太远，有政便转学到离家较近的万荣县吴村乡完小。1955年夏，他从吴村乡完小毕业，很顺利地考入万荣一中(万荣县闫景中学)。
1958年—1961年(六二级)、1963年—1964年(六*级)，王有政在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就读。在这两个学习阶段之间，他因病回家休养。所谓“休养”，就是到地里参加劳动，当他返校，早已身健如犊。
王有政与农村同学容易打成一片，王有政字画作品估价，与校园周边的一批农村小伙子也成了知心朋友。或聚在他们的家中，或聚在他的宿舍里抽烟、聊天，就连谈对象之类的私秘事也相互交流意见，像是在老家同本村的伙伴们相处一样。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到工厂或农村实习、劳动，但他讨厌机器的喧闹声，而每当来到农村，便如鱼得水。吆牛耕地、挥镰扬场、扛一百多斤重的大*包，乃至如“扬场左右铣，铡草擩麦秸”之类农村的“把式”才能掌握的高难技术活，有政也样样都行。村里人发现，这个大学生更像哪个村来的农民，大老远便打招呼：“老王!来抽锅旱烟。”他与农民的亲和关系，完全出于本性。
陕北是一个贫瘠而诱人的地方。东边的黄河，西边的毛乌素沙漠，北边的蒙古草原把它包围着，与繁华世界隔绝、封闭起来。唯南面有一条蜿蜒的小道，穿越渭北山岭，与富饶的关中相通。秦直道、汉烽燧、明长城、“吴儿堡”……自古以来，戍边与屯垦似乎是这一块布满深沟大峁的黄土地的永恒主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在这里经13年攻略而平天下，更为陕北增添了神圣的色彩。于是，陕北成了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土。在这贫瘠的山峁与沟壑里，顽强地生活着陕北人。陕北多俊男俏女—所谓“米脂婆姨，绥德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成了中国文学家、电影家、音乐家和画家向往的地方。陕西省的艺术家更是以表现陕北为己任。在长安画坛，以石鲁表现陕北题材的新山水画和刘文西创造的“陕北人”为标志，“陕北人”和“黄土高原”成为主导一个地域性创作风气的时代性文化情结。当王有政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时候，作为一位年轻的陕西画家，很自然地从一开始就融入这一种浓浓的艺术创作趋势当中了。
王有政热衷于画陕北的人物景物，既因应了这种趋势，又有他自己的追求：
*一，在五彩缤纷的绘画世界中，王有政遵循现实主义的艺术路线，“美在生活”是其美学信念的基础。他的全部创作活动离不开生活—北方农民的生活。画家从生活中获取形象素材，依据形象素材构思画面，寻找适当形式作绘画的语言，是王有政的基本创作程序。
王有政将自己的创作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
1.对生活产生炙热的感情;
2.对生活的热爱必须落实到在感受生活时所捕获的具体形象素材上;
3.所谓“构思”，就是替好的素材寻找到恰到好处的落脚点;
4.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与上述因素有机地切合，把它表现出来。
他曾思索一个问题：画家从别人手里拿到一张“好的”形象素材，和他在深入生活时被这个形象真切地感动从而获取的一张素材，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融入素材中的画家的“炙热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画家在生活中的感情激发，并有具体形象为其载体，是*一位的。画家到生活中仅仅为着获取素材，那样是无法进入创作情境的。在无比丰富的生活里获取素材固然非常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体验”，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受到感动，这感动的过程，就是“物”、“我”相碰撞产生美的火花的过程，“主”、“客”相合，孕育一个新生命的过程—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也是一个有灵魂的生命体。为此，每一年到陕北或其他地方去感受生活，成为王有政艺术创作行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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