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

江孜白居寺佛像

   西藏的雕塑艺术源远流长，昌都卡若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士的陶器，造型优美、质朴。双体兽陶罐巧妙地把两个动物的造型融合为一个陶罐，波浪式的几何纹样，朴素、别致。骨器和松耳石饰物造型也十分优美、制作精良，肇开了雕塑艺术的先河。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前后的雕塑为数不多，大部分都是动物造型，与佛教传入前古老的苯教图腾崇拜和高原游牧文化有关。佛教传入前期，动物造型的雕塑有出土于日喀则的青铜符，造型十分奇特，为四只连体的鸟，每只鸟均为一身双头。此外，还有青铜猫科动物，衔环的青铜小熊。后藏则布隆地区出土的十二生肖动物雕塑已经开始带有佛教的色彩，用圆形来体现时间和空间，下半部凹形的构图中分别雕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等生肖，上半部分横列造型有佛教的宝伞、

金鱼、宝瓶、莲花、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等八瑞祥。动物和八瑞祥的刻画力求自然写实，风格古朴，体现出佛教传入西藏后古老文化信仰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史前这种写实、朴素的动物雕塑传统在随后的吐蕃时期依然十分流行，其中不乏造型优美、技艺精湛的雕塑杰作。据《新唐书?吐蕃传》和《旧唐书?吐蕃传》等汉文史籍记载，当时西藏有不少这样的佳作作为贵重的礼物送给了当时的唐朝皇帝。如公元６５７年吐蕃赞普就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狮子、骆驼、马、羊和马背上骑士环视的金质雕塑；６４６年松赞干布的重臣禄东赞又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３尺多高、用黄金铸成的金鹅，祝愿唐太宗东征马到成功。

拉萨主殿屋顶上的法铃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

   公元７世纪初，佛教艺术随着佛教向西藏大规模传入，并对西藏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又持久的重要影响。佛教寺院的不断涌现，为佛像及其相关题材内容的雕塑创作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因此在西藏本土传统雕塑艺术基础上不断吸收佛教艺术精华而形成的崭新艺术形式——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从而一跃成为西藏雕塑艺术的主体。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大致经历了４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１）吐蕃时期各种艺术流派并存阶段（公元７世纪初至８世纪中后叶）。这个时期，由于自松赞干布以来实行的文化开放政策，印度、中原内地、尼泊尔及于阗等周边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都涌入吐蕃社会。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在吐蕃同吐蕃传统的苯教文化进行不断的接触和碰撞，各种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实体都在试图争夺其文化意识形态一统吐蕃的地位，由于兴佛和兴本势力的均衡，形成了这一阶段佛教和苯教文化艺术共生并存、各放异彩的局面。的桑耶寺就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在其艺术作品中，吐蕃传统特色和城外地区风格兼备。据文献，桑耶寺的三层主殿分别按藏族、汉族和印度三种艺术风格建造。主殿一层为藏式建筑风格，殿中央按藏式雕塑塑有释迦牟尼佛及其胁侍共１３尊塑像。在释迦牟尼佛右侧塑有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喜金刚和三界尊胜明王，在左侧塑有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除障盖菩萨和不动明王。二层楼是按汉式建筑风格建成，殿中央塑有大日如来佛，右边塑有燃灯佛，左边侧塑有弥勒佛，前面塑有释迦牟尼、药师佛、无量光佛三尊佛像，左右塑八大近侍菩萨和金刚明王等。第三层系依印度建筑特色修建，主尊为大日如来佛，胁侍为八大近侍菩萨、十方诸佛、不动明王和金刚手等塑像。这一阶段多种艺术风格并存，犹如百花争研，为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仲吾尔寺供奉的铜制释迦牟尼佛像

    （２）藏传佛教雕塑艺术逐步形成阶段（８世纪中后叶至１３世纪）。这段时期，由于佛教在赤松德赞后半期逐步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佛教文化在西藏逐步得到弘扬。虽然在朗达玛时期佛教受到遏制，但经过一个世纪，佛教先后从青海和阿里地区再一次进入西藏。此时期雕塑体现出印度佛教雕塑同西藏传统雕塑互相融合的特征，藏族艺术家开始吸收印度艺术风格，印度佛教艺术也正在寻求西藏化的过程。从托林寺、古格遗址等地遗存的雕塑艺术品来看，波罗艺术风格和克什米尔艺术风格比较明显，追求崇高、静穆的美学意境。立像多为三折枝造型，宽臀细腰，乳房高隆。佛祖头发式呈波浪形，宽额高鼻，眼大唇薄，追求三十二相好，八十种随形好；菩萨庄严持重，轻罗透体，袒露双肩、束髻宝冠，锡林郭勒盟雕塑，满身驯饰，十分华丽。藏族艺术家尽管在追求佛教造型艺术和本民族雕塑的完美融合，但佛教艺术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因而免不了在早期实践中偏重于模仿。

   （３）藏传佛教雕塑成熟阶段（１３世纪至１５世纪末）。这一阶段，西藏正处于藏族封建经济和文化上升时期，各封建主倾心于扶持教派，广修寺院。著的昌都寺（１３４７年建）、甘丹寺（１４０９年建）、哲蚌寺（１４１６年建）、色拉寺（１４１８年建）和江孜白居寺（１４１８—１４３６年建）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１４４７年建）等寺院都修建于此时。藏族艺术家们对印度、祖国内地和尼泊尔佛教雕塑的风格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创作了一大批精美的作品，风格古朴、粗犷、深邃、丰满。与早期的印度、尼泊尔雕塑的影响相比，此时期的雕塑更具有元代以来宫廷雕塑的强烈遗韵。人物造型基本上再也见不到印度艺术的原型，高鼻薄唇、椭圆形的脸面已开始被藏人熟悉的一张张面孔替代，尤其是在高僧大德造型的刻画上，尤为如此，表情更加刚毅自持。菩萨的三折枝造型已不多见，而是更加端庄、稳健，注意传达内心情感，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充分展示出藏族雕塑家杰出的艺术才华和藏族固有的民族雕塑传统。

   （４）藏传佛教雕塑的逐渐繁褥和华丽阶段（１６世纪以后）。１６世纪以后，藏传佛教的雕塑风格逐渐倾向于世俗化、程式化、理性的神秘化和装饰的繁缛华丽化，人物的雕刻更加精细，注重装饰。密宗的雕塑则更加追求佛教教义理念中的神秘色彩，造型圃于传统，没有较大突破。这一阶段的佛像装饰艺术大大超过以前，其富丽豪华程度，精雕细琢工艺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园林景观雕塑，但从整个艺术性而言，缺少１３至１５世纪那样丰富细腻的情感传达和个性刻画。虽然也不乏神形兼备的杰作，但已经不能同成熟、鼎盛时期相比。

   藏传佛教雕塑种类繁多，质地不仅有金、银、铜、合金等各种金属雕塑，同时还有泥塑、木雕、石刻、酥油花等各种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作品。其中，泥塑、金属雕塑和石刻最为常见，作品数量也最多，为藏传佛教雕塑的主体。

铜镜艺术成就的美(图)

   中国最早的铜镜出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最晚的铜镜至清末被玻璃镜替代。铜镜相伴人类走过了四千多年的历程。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不可缺少的内容，理当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有待于深入研究。

   唐代铜艺术，在铜镜上铸造出来动物是海兽，好似活蹦乱跳、姿态优美、神采奕奕。方寸之内一群小动物，或蹲、或卧、或仰、或匍，有的左顾右盼，有的摇头摆尾。画面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却有虚实之分，顿觉富丽堂皇，一派繁荣景象。可见是画龙点睛，笔笔生辉，真是达到了工艺美术的境界。古代工匠不但具备艺术思维，更具备神仙般的工艺技术，简直是了不起！中国古代铜镜的精品，确实成为不可思议的艺术杰作。

   下面首先介绍唐朝“海兽葡萄镜”直径17.7厘米、厚1.7厘米、重1608克。伏兽镜、无钮座，镜分内外二区，内区以葡萄叶藤蔓为装饰地纹，仅以五穗硕大葡萄穗在突棱边缘上点缀，把空间限度地用以雕塑。六只狻猊体态丰腴，恢宏大气，或匍、或卧、或奔腾跳跃、或嬉戏玩耍，无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中一只雌性狻猊口衔一小狻猊作护犊状，尽显母爱亲情。另有二只威猛刚健颈披鬃毛的狻猊，雕塑厂家，在捉对厮咬，一兽嘬吮着另一兽的脊背，被嘬起的皮肤褶皱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其高超的工艺技能和表现手法令人赞叹。外区的艺术表现思路和内区一脉相承，以硕大的葡萄叶蔓作地纹，葡萄穗在边缘区点缀，雕塑有二只奔逐的野猪、二只振翅的凤凰，一对雌雄，二只长劲细腿翱翔翻飞的山鹤，喷泉雕塑，外区纹饰除凤凰外，其余在海兽葡萄镜上都极为罕见。镜缘最外区为连续团花纹饰。

   海兽葡萄镜是唐镜中最出类拔萃的铜镜类型，是铜镜发展的艺术之作。这面海兽葡萄镜构思奇巧，匠心独具，精妙超群，纹饰独特，雕塑工艺精湛细致。冶炼翻铸，至善至美，版模精致，光泽流莹，美轮美奂，具有一种穿透时空的艺术震撼力，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尊清代中期石狗，通高25厘米。

   雷州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雷州的先民都以从事农耕与捕捞为生，他们在生产劳动中驯服了狗，对狗的喜爱逐渐地发展成为图腾崇拜。宋、元、明时，汉闽人大量南迁，带来了中原宗教文化，使雷州石狗的功能由呈祥报喜发展为守护神灵，并赋予其社会文明礼仪的内容。

   雷州石狗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岛的雷州、徐闻、遂溪与廉江的南部地区的城乡村庄，以雷州为主。目前遗存有1万个以上，主要安置在村口、路边、巷头、门旁、山坡、河岸、坟前、庙侧。雷州石狗在当地生活习俗中占有重要位置。

   雷州石狗以原始狗图腾为根底，以雷神、雷祖为依托，与龙图腾相并行，是原始灵石崇拜的主体象征。它留有雷州各族迁徙融合的历史痕迹，与海洋文化相融，构成以石狗雕塑为标志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民俗文化价值体系。在历史、民俗文化、雕塑艺术以及旅游品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雷州石狗被人们誉为“南方的兵马俑”和“天下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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