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48期封面
　　2011
　　年度最佳产品与设计
　　商品秩序的溶解带来了什么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
　　记者◎陆晶靖
　　凯恩斯把人类的欲望分为“需要”和“欲求”两种——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必不可缺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即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尊的那一类需求。一直以来，“需求”在欲望版图里的比例在持续萎缩，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少吃饭或者少穿衣了，而是因为总体的消费行为一直以来就像宇宙一样在不断变大膨胀，用于生存的绝对“需要”还基本停留在原地。
　　这种二分法影响深远。许多人相信，“欲求”消费的行为能清楚地映射出购买者的身份。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奢侈品为什么在平均主义大行其道几十年后的中国这么流行。德国市场研究机构“莱茵的黄金”的总经理斯蒂芬·格鲁纳瓦对德国《时代》周报说，奢侈品是商品海洋里的航标，它让每一个揣着钱的“奥德赛”都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奢侈品不是塞壬，它不会歌唱着要求你买，相反，许多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就是要朝某个既定方向前进。大多数时候，购买行为连接着商品的符号学价值。《福布斯》的专栏作家布洛尼克曾经做过一个试验，他向1000多个“万宝路”烟的忠实购买者半价提供该品牌香烟，这些烟虽然没有包装，但厂家可以提供这些烟同商店出售的“万宝路”烟完全一样的证明，结果只有21%的人愿意购买。布洛尼克解释这种现象说：“烟民们真正需要的是‘万宝路’商标带给他们的满足感，简装的‘万宝路’口味质量同正规包装的‘万宝路’一样，但不能给烟民带来这种满足感。”
　　在一个阶层流动相对缓慢的社会，消费是最简易的逾越行为。身边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许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省吃俭用来买一部iPhone4手机，许多来自传统观念的声音批评甚至嘲讽他们这样的行为，可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部售价5000元左右的手机是他们能够负担的唯一的高端商品。他们有很强烈的诉求来挤进高级成衣和豪华轿车的世界，即使是任志强那样的地产大佬，也不过拿着一个iPad发微博。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会阶层的意思就是你住在哪儿，学历如何，怎么消遣，如何工作，你用什么手机……比如，用智能手机的人会比非智能手机的人更时髦——这不仅是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有多少钱，人们能发现的只是一个幻象的投射，由一堆符号组成。在这个意义上，iPhone4像是一个木桶最长的那块木板。
　　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是：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奢侈品。在传统社会里，奢侈品并不仅指价格昂贵，等级制度也是造成奢侈的原因，逾越者将立刻受到惩罚。《儒林外史》里有个叫王义安的人，戴了顶只有秀才能戴的方巾上街，立刻就遭到暴打。如今这样的障碍简直不存在，唯一的门槛就是钱。但即使是卡地亚这样曾经只为王室定制珠宝的品牌，如今也有让人负担得起的产品，进入光环覆盖的范围并不困难。iPhone是个极好的象征，它的终极主人乔布斯在成功之前和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并不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同样的例子甚至还有比尔·盖茨，他们都是属于那种“Working-Wealthy”，即通过拼命工作而使自己富起来的人，这和我们完全一样。乔布斯在每次发布会上的穿着是精心设计的，他那著名的三宅一生的毛衣和苹果产品一样，属于“能够承受的奢侈品”，每件约合人民币1130元。
　　“能够承受的奢侈品”能够给人一种相对于革命或者改革来说安稳得多的逾越幻觉。涂尔干在1897年写道：“生活最舒适的人也承受着最大的痛苦。”这像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奢侈的认识——神秘，同时可能带有某种缺憾。但当奢侈和等级的坚硬差别逐渐溶解后，人们很容易淡化对于奢侈的一切正负面想象。如今许多家庭都拥有钢琴，这无疑是某种中产阶级趣味的象征，很少有人再把买琴学琴看做是特别奢侈的消费。不过日本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例子值得回味：1974年，日本神奈川县一家人惨遭灭门，凶手就住在楼上，起因居然是实在无法忍受楼下孩子练习钢琴的声音。作曲家团伊久磨在事后说：“我并不支持大家在家里练琴影响四邻，钢琴本来是西洋国家有自己房子的人或者在沙龙里使用的乐器，廉租公寓壁板很薄，在这种房子里摆弄钢琴本身就是放错了地方。”作为奢侈品的钢琴没有像玻璃和铝罐那样随着技术的发展成为大众消费品，因为它要求得奢侈——一架琴的价格，还有空间。空间也就是房子，可能是如今最奢侈之物。在一片大发展的远景中，每一片土地都可能成为绝版的居所，可是它在涨价的同时也装得并不高高在上。走进每一个小区，你会发现每一座楼的外观都几乎一样，好像它们是作为大众消费品而生产出来的，是普通家庭的可负担之物。
　　很多商品沐浴着奢侈品的光环出现，Zara和H&M把服装做成快销品，却同时宣称自己的设计都来自于传统的高端成衣品牌；一些日常饮料在自己的包装上印上“人民大会堂”几个字；而传统的奢侈品则披上日常消费品的外衣，它们坚硬的定义被人们增长的收入、越来越多的仿造品和遍地的A货溶解。当你在一个拥挤的面馆吃饭，发现周围的女顾客各背着一个LV包的时候，这种错愕尤其明显。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里说，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出来，同样道理，人们收入的增加与其他品牌的仿造也降低了商品的符号和膜拜价值。这种符号的狂欢在作为技术奇迹的iPhone手机那里找到了引爆点。这些年来，人们越来越严重的手机依赖症已经证明，手机正在成为人体的一个器官，它把人重新定义为一个号码，并且改写了传统的嘴和耳朵的关系——无论身处何地，你必须依赖手才能说话。苹果手机还不满足，它把触觉也发展到极致，无论是电话短信还是微博，手机就像是人类的感官处理器，经过它，表达才变得顺畅。机器用它的编码逻辑改写身体之后，成为每个人必不可少的部分。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改变世界的中立现象，但实际也隐含着阶级意味。汪民安在《感官技术》里写道：“处在社会两端的人是不使用手机的，总统从来不拿手机，他不是参与社会，而是支配社会，他超越于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群体。社会最下层的人不带手机，手机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没有用途，他们不是支配社会，而是被社会所抛弃。他们活在自己身体的有限性之内，并不需要超越身体有限性的手机。”因此，手机是中间阶层最好的代表和朋友，尤其是iPhone，它像是某种快速建立的等级制度的顶端，集奢侈品和日用品于一身。然而这种因为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壁垒溶解和重建是如此脆弱，它的穿透力也在解构自身。新的技术总是会重建一个秩序，人们再付出钞票，买新的使用和心理体验。
　　这种新秩序的建立也隐含着危机。人们的消费越来越相像，奢侈品成为一些人的日用品和另一些新贵的象征物，虽然都是同一样东西，但人们的选择的确越来越趋向传统秩序中中位数的那个点，也就是说，“高端”的定义正在越来越单调。
　　这种秩序的固定对于钱包来说是福音，因为复制的量越多就越便宜，但对于审美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虽然我们购买商品，但商品同时也在定义我们，商品的流行就是我们的流行。西美尔对于流行有著名的“向下蔓延理论”，认为社会地位较低的团体在沿着流动阶梯向上攀登时，会采用比其地位高的阶层的地位象征，而较高的成员发现自己已经被模仿，就采纳更新潮的时尚来与下层消费者保持距离，这形成了驱动时尚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把责任推给了领跑者，当他们发现所有商品都趋向于中产阶级的趣味，会行动起来去寻求新的奢侈。但愿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会看见世界还没有被一种统一的格式与趣味所淹没。■
　　去光环与情感复制
　　并不完全如同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对于艺术品个性光芒因为机械复制而去光环的思考。21世纪的大众商业消费品设计环境，设计师们眼中的去光环，其实更像一种商业产品的设计谋略。因为中产阶级和“X一代”崇尚的追求个性化，堆起了设计产品上的符号光环，人人都爱慕于这个光环产品，即便并没体验过，却可以因为这种爱慕而产生出一种虚拟的设计情感。很快，这种光环生态的个性化又聚集成了新的同质化。设计师们于是正在做的，只是去光环，并且移位大众对于光环的情感，嫁接于新产品设计上。
　　主笔◎尚进
　　去光环的“憧憬自由之丘”
　　“每年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我都会盯着亚马逊的限时抢购栏，并不是我要抢购什么便宜货，而是观察小额优惠的光环产品，与大折扣的模仿设计品之间，到底大众消费群体会更偏好选择谁。到底是产品的商品属性更诱人，还是设计魅力更具影响力。”市场研究机构Wedbush的分析师米歇尔·帕切特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如此写道，“全球经济不景气并没有扫除大家对于出色产品设计的占有欲，但这种工业设计审美的取向偏好在最终形成消费的最后时刻，往往拐弯了。其他品牌的近似设计，甚至是有些抄袭嫌疑的二次设计品，只要有足够价格诱惑力，贴近消费心理上的光环产品，并且或多或少可以沾边商业售卖中的长尾效应，最终往往成为真正的消费获利者。”
　　事实上，欧洲手机市场在2011年底对于设计光环的现实含金量评估，已经显示出米歇尔·帕切特所讨论的去光环问题。即便苹果的iPhone4S依旧盘踞在沃达丰和T-Mobile的排名第一位，但是诺基亚的Lumia800和三星Galaxy Nexus却在法国和意大利受到追捧。按照市场调查机构GfK对《费加罗报》的说法：“很多人迷恋iPhone4S，但却无法接受签约两年必须支付的2300欧元，这时候拥有出色工程材质设计的Lumia800和Galaxy Nexus就成了iPhone4S的替代品，而并不是苹果商业谋划中用来满足中低端消费群体的上一代iPhone4，大家更痴迷于追逐新潮流。”
　　以往在产品设计中惯用的定位分层策略，几乎被全球化市场的两极化，以及设计审美的中庸主义所消解掉了。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从社会学对设计审美影响的角度分析认为，之所以西班牙的ZARA品牌可以成为六本木最有魅力的设计类店铺，打破以往六本木地区高级品牌的垄断，很大原因就在于ZARA利用靠拢高档品牌的款式设计，以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吸引常规意义上的中低端设计消费群体。这等于把以往中产阶级向往的高端设计品牌，拉低到中产阶级的门槛之下，形成日本商业经营模式中“憧憬自由之丘”的氛围。而这种“憧憬自由之丘”所营造的产品设计氛围，恰恰最大限度地腾挪了以往光环设计的精髓，以快速生产销售更新款式的设计周期，压倒性地让更大众化的消费群体，享受以往只有中上阶层才能品味到的设计质感。
　　硅谷电动汽车研发先驱性的Tesla公司，就一直坚持在跑车和电动汽车之间找寻去光环效应的商业空间。他们在设计Model S电动跑车时，将对手瞄向了宝马5，而借助电力驱动的能源补贴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市场可以直接享受高达30%的税收补贴，让那些不满足于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的运动驾驶需求、同时又无法承受传统意义上大排量跑车的消费群体，找到兼顾的中间选择。在2011年初的美国底特律车展上，Tesla公司的用户体验设计总监弗朗茨·冯·霍兹豪森(Franz Von Holzhausen)在接受采访中对此解释道：“纯电力驱动的交通工具和具有运动驾驶基因的跑车，这两个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制高点始终在汽车界享受光环效应。跑车界可以容忍200万美元帕加尼Zonda，电力汽车长期机遇又让三菱i-MiEV存在生存空间，而更广泛的前卫消费群体早已经厌倦了2万到3万美元的传统汽油家用轿车。恰恰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跑车和电力动力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满足大众消费群体抱有想象空间的契合点，哪怕价格会高于4万美元。”
　　事实上，设计师们备受明星产品光环效应之外的边缘辐射煎熬。意大利设计师斯蒂芬诺·吉奥文诺尼(Stefano Giovannoni)在蓬皮杜中心的一次展览上公开提出了全球化造成的产品设计过度光环效应问题。在他看来，以往由奢侈品到高档品牌，再到大众快速消费品的设计生态崩溃了，全球化让中国代工制造生产，打破了以往欧洲或者北美本地化生产的成本壁垒，高档设计和低档设计之间的物料成本隔阂消失了。探索设计、经典设计和庸俗设计，在价值回报上的阶梯关系被消解掉了。尤其是面对全球新兴市场消费需求的爆炸性增长，全球化的产品制造巨头往往要求设计师们要兼顾更广泛的大众群体，必须把以前那种高设计含量的产品转化成能够被大众爱慕，且有潜在消费可能的产品。甚至设计师们把这种商业需求驱动的设计冲动，戏称为“45度仰视项目”。恰恰这种45度的仰视效应，造就了实际产品设计最终的去光环效应，真正所谓的明星产品成为所有设计者和消费者的心理标靶。不论新一代大众甲壳虫还是B&O喇叭，都只是5%市场份额以下的少数派玩物，但实际的45度仰视设计生态，最终却让福特嘉年华和Bose喇叭成为消费实践中的宠儿。去光环的设计潮流，并不是去否定光环产品设计，而是让迷恋光环的大众消费群体明白，好设计必须是多元的，必须是匹配每个人的自我情感需求的，每个人对于自我的认同，那个所谓的“憧憬自由之丘”，产品符号作为可视化的选择元素，可价值定义的自我锚定，不可能只有光环产品。
　　个性化同质和平价土豆效应
　　在全球手机发烧友看来，2011年最值得拥有的智能手机，并非苹果iPhone4S，而是惠普WebOS系统的Veer。要知道，当时惠普首席执行官李艾科(Leo Apotheker)在9月初突然宣布终结12亿美元收购来的WebOS，并且当天就开始清仓处理包括Veer在内的WebOS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曾经标价349.99美元的Veer瞬间降价到了49.99美元。而WebOS曾经被视作苹果iOS之外，最具特色的智能手机平台，其卡纸风格的操作界面，明显有别于Google在Android上的工程师固化思维。两个月后，那些49.99美元被清仓甩卖的Veer，被扩散转售到了全球各个城市，对于那些自从第一代iPhone起就在以苹果爱好者自居的个性化群体，一夜间Veer成为他们拒绝个性化同质的最好武器。“WebOS系统从技术上并不比iPhone和Android差多少，但是谁也不会拿349.99美元买它，再加200美元买iPhone了。”作为煮机网上最狂热的Veer用户，欧初说：“就如同很多人还在用诺基亚E71，却憧憬iPhone一样，我们这些玩过iPhone的人都厌烦了，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用iPhone了，反倒是降价的Veer更特立独行。我们都迷恋iPhone的内在功能，却无法掩饰如同校服般的统一化。”
　　事实上，早在2005年，加利福尼亚潮流腕表制造商Nixon就对斯沃琪手表的过度色彩化进行过研究。在他们看来，大众手表市场的卡通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个性化，反倒是会对手表审美形成驱赶效应，在数百款琳琅满目的腕表中很快会形成审美聚集，最大众化的通俗设计理念往往会占据80%以上的销量，并且让年轻设计师们不再敢于尝试另类思维方式的创新。个性化最终会在商业力量和大众化审美的双重作用下走向同质化。正如同田中一光在《设计的觉醒》中就群体情绪环境变化对设计影响所做的思考那样：“大量的电视剧洪流造成了节目的模式化，就像石油有一天会被抽干一样，艺术也会渐渐失去永恒这个理念。有趣的时代往往很快充斥了虚假差劲的替代品，不知何时为获得冲击力而付出的心血，开始堕落向大众媚俗的螺旋。”恰恰正是伴随“X一代”流行的群体个性化追求，在10年后走到了一个有些尴尬的局面。每个人都试图追求最具设计口味的个性符号，却不自觉地归顺到这种潮流中，并且让每个人心中的个性设计成为大众性的光环产品。于是去光环的重返个性，悄然成为最敏锐设计师们的秘密共识。
　　尽管技术商业研究公司TBR的分析师戈塞尔(Gottheil)更乐于用土豆效应来解释这种去光环的个性化回光返照，并且以2008年美国经济波折作为起点审视2011年的欧元区债务问题，全球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确确实实在让光环产品润泽下的平价设计品走俏。现在的奢侈品生意也确实如同饥荒中的肉食一样，变得更为小众和欧洲化，而大多数以土豆充饥的大众设计产品，恰恰正如土豆效应所预示的那样，在土豆之中形成新的溢价分层。
　　而互联网时代的土豆效应并没有简单地推高平价设计品的整体价格，反倒是因为互联网电子传递的成本化降低，催生了土豆效应的平价生态。之所以亚马逊在2011年底迫不及待让Kindle Fire上市，就是看到了传统电子墨水的电子书局限。作为撇去苹果iPad光环的Android平板电脑，硬件成本已经降低到300美元以下，并且越来越多的阅读内容源头，以浏览器的形式显现，以往亚马逊单纯售卖打包电子书的阅读模式，根本无法迎合HTML5和浏览器的双重组合。按照Gizmodo的说法：“以下载文字化电子书籍作为主要内容产品的Kindle，并没有能够持续保持25%以上的增长，因为传统的书籍阅读群体，并不会因为Kindle电子书比纸张书籍更便宜，而增加阅读量。反倒是iPad上的杂志化多媒体阅读市场，尤其是以Flipboard和iFttt为代表的第三方自媒体阅读平台，以更低廉的内容成本助推付费内容销售150%增长。”这些以无限制低成本复制作为获利手段的新兴产品形态，并不容易真正走出个性化同质的大趋势，却更容易帮助使用者自我个性化需求的重新排列组合。传统意义上电子售卖中的长尾效应与围绕在光环产品周围的个性推荐，构成了个体设计产品消费过程中的新个性化选择，即便这种体验依旧是宏观意义上同质化个性中的一部分。
　　情感复制
　　正如同唐纳德·诺曼(Donald A.Norman)在那本《情感化设计》中一直强调的，抓住好设计在感性记忆中的片段存留，并且把其中本能的和行为的设计要素提炼出来，对于大多数并没有形成绝对光环的设计领域，憧憬体验的驱动力，往往会事实上造成大众消费群体的情感移位，甚至直接将对奢侈品的反思情感复制于大众消费品之上。而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曾经对脑损伤病人的设计情感进行研究，其实足以模拟出去光环和个性化同质的设计情感移位。这些病人的大脑损伤了，并不能真正理性地做出社会意义形态上的抉择，对于没有感情的人们，常常不能在两个事物之间进行选择，特别是当两种事物价值相当时。这些病人最终在测试中进行的选择，实质上是毫无理性思考的本能选择。这种判断恰恰就是情感在发挥作用，就如同正常人对一些事情做出决定后，却经常说不出原因一样。这项实验一直被设计理论界所津津乐道，因为面对可以被媒体和广告所影响的大众消费群体，本质上已经产生了一套复杂的设计选择模式，根本没有绝对的理性可言，在对好设计和好品牌之间的关系上，情感往往最终成为决策的源头。
　　设计界最近的情感复制案例，无疑来自无印良品和优衣库之间。在以无印良品作为光环设计的环境下，谁也不会想象优衣库会长柳井正能够成为日本首富。但在《一胜九败》的作者谷本真辉看来，优衣库以快速流行方式推行的设计文化，并不仅仅迎合了休闲服装的快速消费品趋势，更是迎合了设计光环的情感转移。如果翻看1986年最原始的《无印良品白皮书》，就会发现，当年以深泽直人和田中一光为代表的设计师们，更执著于平民时尚所带来的朴素无华精神，构筑知性生活形象，成为无印良品不需要设计语言解释的设计光环。但20年之后，当年迷恋无印良品的消费群体正在中年化，依旧恪守独特设计的无印良品产品，随着通货膨胀的时间剥蚀，3500日元的平均商品价格也不再平民化。将广泛消费群体对于无印良品的设计光环偏好，逐渐黏性复制，成为优衣库快速崛起的秘密，这种复制并不是去抄袭无印良品的简洁裁剪，而是让公众认知发生移位。《日本经济新闻》在2008年深入报道优衣库的设计团队时详细写道：“2007年所谓有科技含量的Heattech设计，让优衣库第一次把一个款式的服装卖到了2000万件。其实消费群体只需要一个噱头作为说服自己的理由，如果把Heattech的高领衫去掉商标，根本无法与无印良品的经典高领衫区别，优衣库的设计者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让消费者意会的近似化暗示。”■
　　Siri的多重角色
　　人工智能、语音定位搜索、人机交互界面，苹果未来颠覆电视生态的关键点。在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前一天，伴随iPhone4S一同面世的Siri虚拟个人助理，试图扮演多个关键角色。
　　主笔◎尚进
　　“我们在讨论你，而不是我。”Eliza说。Siri回答道：“你认为是就是吧。”Eliza诞生于1966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的模拟心理治疗BASIC程序，被视作自然语言机器处理的鼻祖之一。而Siri则出生于2011年10月4日，被内置于iPhone 4S。两个开发年代相距45年的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在游戏开发者乔丹·米切纳(Jordan Mechner)的测试台上，很奇妙地进行了一阵对话。尽管Eliza和Siri的机器间调情，并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但是却完成了智能语音识别历史上的接力，一种语言控制与智能识别之间的新界面传承。
　　即便到2011年底，Siri还只是iPhone4S独有的一项功能，并且暂时还只能识别英语、德语和法语，但谁也无法否定作为语音识别系统的Siri，被嵌入到苹果流行消费电子产品后，将会爆发出的用户力量。语音控制作为操作界面的新指令思维，正如同已经离世的史蒂夫·乔布斯早先对收购Siri母公司说的那样：“我们收购的不是搜索公司，而是人工智能公司。”
　　对于计算机科学历史而言，人工智能几乎近似一项终极突破，语言识别则更近似人工智能识别的敲门砖。很多人将人工语音辨识的历史上溯到1952年的贝尔实验室，其实真正取得大规模技术突破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依靠32位处理器的速度优势和浮点运算，出现了诸如IBM的ViaVoice和DARPA计划。Siri的起点也来自那个时代。1999年，Siri早期创始人之一亚当·奇耶(Adam Cheyer)在斯坦福研究院SRI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启动了一项与机器智能语音交流的研究课题。当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所将一项名为CALO的人工智能转化为生产助手研究项目，委托给了SRI国际人工智能中心，恰恰是后来Siri的联合创始人兼工程副总裁亚当·奇耶，当时以研究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利用无线带宽发展智能搜索和人工智能网络的文档。此后，作为CALO项目的首席架构师，亚当·奇耶和作为首席技术官的汤姆·格鲁伯(Tom Gruber)一步步组合人工智能和语义网，并且在2007年CALO项目结束后，独立成立了Siri开发公司，逐步将之前累积的技术试验成果付诸于产品化。当时亚当·奇耶为Siri下的定义是：“它是各种技术的整合，包括对话、自然语言理解、视觉、演说、机器学习、制订计划、理性思考。”而与Siri有些血缘关系的还有一家更为彪悍的语音识别开发公司Nuance，也派生自斯坦福研究院SRI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并且Siri在2009年就从早期的Vlingo技术平台，切换到了Nuance内核。
　　在2010年4月，苹果以大约2亿美元的价格买下Siri之前，Siri就已经出现在苹果应用软件商店，当时只能运行于iPhone 3GS上。对于使用者的语音提问，并没有使用耗费iPhone运算能力的模拟语音回答，而是以文字的方式。在被苹果收购后，Siri很快就停止了Android和Symbian客户端的开发，并且静悄悄地从苹果应用软件下架了。直到iPhone4S正式发布，作为内置应用的新杀手锏，Siri才掀掉了神秘面纱。只需要打开Siri应用倾诉，语音识别和智能检索系统就会找到最合适的答案，并且可以直接控制iPhone内的其他功能开启。
　　作为新的人机交互方式，Siri的语音识别控制界面就如同2007年初苹果发布iPhone时的多点触摸屏幕一样，具备了革新操控方式的潜质。可以根据语音中的关键词，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等信息要素，猜出来控制者的命令，并且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如果回首把鼠标、电磁手写板、红外眼球追踪、电容多点触摸屏幕、任天堂的Wii感应器和微软Kinect体感游戏，一系列付诸于信息系统上的人机交互方式串联，不难看出来Siri的战略意义。尤其是被加载于苹果iPhone这样的强势产品上。“Siri作为苹果产品上的虚拟个人助理，无疑从交互界面控制上是极具开创性的，这是一个有可能改变世界的东西。在技术上，Siri至少领先竞争对手两年，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语音识别，我们是可商用的人工智能技术。”Siri的联合创始人诺曼·温纳斯基(Norman Winarsky)在iPhone4S发布后如此说。而对于Google而言，Siri的人工智能检索能力，则开启了另一扇搜索之门。
　　为了让Siri能够运行在iPhone4S以外的设备上，破解团体Applidium进行了一系列的欺骗性试验，通过复制iPhone4S主机标识符向苹果服务器欺骗性连接，外界才第一次窥视到Siri的秘密。Siri并没有使用常规的GET请求数据包，而是使用每次都夹杂主机标识符的ACE命令。Siri会先捕捉用户原始的语音，然后在iPhone4S机内进行Speex音频编码压缩，之后再传递到Siri服务器上，Siri核心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再进行运算。如果使用者的提问有明确的答案，Siri会直接排列组合回应，没有好的回答时，则去扫描Quora等问答类知识分享网站，迫不得已绝不连接Google和Bing等公共搜索引擎。
　　使用者越多，搜索结果越精确，这一直是Google在搜索质量上远远领先于任何竞争对手的根本。而一直以互联网门外汉角色拼杀的苹果，完全可以慢慢借助Siri累积下的庞大检索请求，形成自己的搜索微观权重体系。也正是基于这种对Siri涉足搜索的紧张感，让Google开始高薪去Nuance挖人，毕竟Siri同Nuance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想要绕开史蒂夫·乔布斯在世时为Siri设置的诸多专利保护，只能依靠Nuance的老专家们对Siri的技术记忆。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在回应美国参议院司法小组对于Google是否构成反垄断时，一直不认为苹果是一种威胁，并且承认Google在搜索领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但是在11月初，埃里克·施密特迫不及待地改口了。根据参议院司法小组公布的书面答复，埃里克·施密特在谈及苹果时，反复强调Siri的重大进步，Siri作为一种搜索工具的有效性让Google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埃里克·施密特对于Siri的评价无疑有点添油加醋的味道，但对于从iPhone4到iPhone4S并不猛烈的升级而言，Siri几乎成了iPhone4S在高画质摄像头和A5处理器之外，为数不多的亮点。《福布斯》杂志大卫·考塞的《Siri还威胁不到Google》评论道：“苹果的封闭系统传统，被视作Siri威胁Google搜索的最大障碍，苹果甚至为了热销iPhone4S，不让iPhone4在升级iOS5后开启Siri功能。”
　　Google自己其实也有语音识别项目Voice Actions，并且早已付诸于语音搜索之上。可苹果iPhone作为强势手持信息终端，谁也不敢忽视，尤其是Google的Android系统一直在怂恿制造商们与苹果iPhone正面竞争。也正是基于对苹果封闭生态的挑衅，Dexetra的黑客团体，模仿Siri的产品形态，快速开发了基于Android开放生态的恶搞性产品Iris。充分利用Google现成的语音搜索识别，再去搜索引擎和维基百科上检索答案，并不如Siri那样简洁准确，但Iris至少证明了在没有付诸于专利和访问授权限制的开放互联网生态下，Siri是可以被复制的。抱有类似观点的还包括亚马逊，在看到Siri和苹果的语音智能控制界面趋势后，亚马逊旗下的Yarmuth Dion公司很快收购了Yap，试图要利用Yap在语音邮件转换文字上的特长，追赶Siri。
　　不要忘记Siri联合创始人诺曼·温纳斯基对于Siri领先两年的论调，2012年夏天将会发布的iPad3，甚至未来新一代的Macbook电脑上，Siri在苹果产品线中将无处不在。而真正的潜在杀手锏，很有可能会被聚焦于被乔布斯称为自己小爱好的Apple TV上。乔布斯在病榻上一直念念不忘对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抱怨电视的难用，并且曾经提及自己找到了破解目前电视工业生态的方法。而Siri在iPhone4S上充满趣味性的表现，已经暗示了从技术上实现语音控制电视内容选择的可行性，密布按钮的遥控器完全可以被一张唠叨的嘴所替代。毕竟在庞大的有线电视海量内容之外，还有YouTube、Hulu、Metacafe等视频网站的数据源头，足够Siri抓取。■
　　傻瓜相机杀手：
　　“晨鸟”眼中的世界
　　有人说，可惜乔布斯早走了几年，否则应可以看到iPhone怎样把数码相机业给灭了，至少傻瓜相机已经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记者◎陈赛
　　凯文·希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是个摄影迷，小时候曾偷父亲的宝丽莱相机，把昂贵的胶片挥霍一空。高中时参加摄影俱乐部，一个老师给他一个Holga相机，它的塑料透镜布满许多严重的缺点，塑料机身也经常漏光，从而导致意想不到的多重曝光，但拍出来的照片却极其独特，充满艺术感。他在深深迷恋之余，彻底改变了对摄影的看法——摄影不是为了复制真实，而是阐释场景中的某种情绪。
　　多年后，他开发了Instagram，迅速成为苹果平台上最火爆的一个滤镜与图片分享应用。从2010年10月推出，一个月内就吸引了50万用户，如今已有1200万用户。
　　无论多么沉闷平庸的照片，经Instagram的滤镜(一共15种)一过滤，一下子呈现很酷的效果，从温暖的复古色、过度饱和，到胶片的颗粒感，就像从旧时的暗房里洗出来的一样。
　　本来，一个摄影师对光线、镜头、胶片的感觉，就像一个作家对文字的感觉，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获得。而且，由于胶片的不可预测性，一个摄影师在暗房中得到一张佳作的概率是很低的。比如Instagram上的Holga滤镜，如果真用Holga相机来拍，10卷胶卷能洗出五六张好的都很难。
　　但是，当摄影上一切艰深复杂的工艺都被简化成一个小小的滤镜程序时，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能轻易得到如此漂亮的光线和颜色。而且，比起一般的数码照片，用这些滤镜拍摄的照片似乎真的有一种深度或者情绪上的感染力在里面——街角的一扇红门用平常的眼睛去看，只是一扇门而已，但经过某个滤镜的渲染，却让你想起神秘博士的时间机器。
　　Apple Store上类似Instagram的应用很多，从基础的修补与编辑，比如增加亮度、清晰度、对比度，到各种奇异的滤镜和合成技巧，比如摇晃一下手机就能将几张照片合并成一个图像。Percolator能把你的照片转成彩色的马赛克，就像教堂的琉璃玻璃一样。Interlacer则是把你的照片弄得像70年代快要坏掉的彩电画面。一群斯坦福的教授开发了一个叫Synthcam的滤镜，擅长模拟各种景深的效果。
　　如果它们的使用仅仅局限在业余爱好者之间，或者朋友的狂欢派对之际，那么只不过是数码时代的又一批玩具而已，不足为奇。但是，当一位著名的战地摄影师也开始用这种滤镜程序工作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去年，《纽约时报》的摄影师达蒙·文特(Damon Winter)在阿富汗用苹果手机拍摄了一组美军士兵的照片，还使用了Hipstamatic的App——一个与Instagram类似的应用，提供了各种镜头、胶卷与闪光灯的效果。这组照片在国际图片奖上拿了三等奖，在摄影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战地摄影是新闻摄影中最为神圣严肃的一个门类，人们担心新闻摄影的真实性是否会进一步遭到侵蚀。
　　达蒙·文特则认为，这只是当时情境下最适合的叙事工具而已，因为士兵们在一个苹果手机面前表现出了最轻松自然的状态。他们平常(甚至在战场上)也是这么拿着手机互相拍照的，也喜欢加一些滤镜效果，以表现战争的粗粝感。而且，Hipstamatic处理图像的过程，与摄影师对某种胶片、镜头或光线的选择，或者与Photoshop的后期加工，到底有多大区别呢？
　　在《论摄影》中，苏珊·桑塔格说，摄影史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迫切需要之间的斗争：一是美化，它源自美术；一是讲真话，它不仅须接受不含价值判断的真理——源自科学的影响——这一标准的检验，而且须接受一种要求讲真话的道德化标准的检验——既源自19世纪的文学典范，也源自(当时)独立新闻主义这一崭新的专业。
　　自从数码取代胶片后，照片的真实性将永远处于人们的质疑之中。事实上，一直以来，数码相机最为人所诟病之处，恰恰在于它的“过于完美”，从而丧失了温暖感、灵魂、深度、个性、偶然性以及人类的触感。iPhone和这些摄影应用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的。
　　对普通人而言，摄影最初大都只是出于一种“记录”的冲动，为了抓住时间洪流中的某一个瞬间。但是，记录生命的冲动最终恐怕都会变成一种对“美”的兴趣，否则难以持久。毕竟，人类与时间的对抗是注定要失败的——你可以记录下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仍然感到无比空虚。但是，出于对美的向往，你创造的就不只是记忆，而是情感的反应。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滤镜App都试图为你的照片渲染一种怀旧的情绪。Instagram最流行的两种滤镜——“晨鸟”(Earlybird)和X-ProⅡ都属于怀旧色系，前者是一种温暖的柔光——光线从画面中央爆炸开，色彩褪色，边缘柔化；后者则是70年代宝丽莱的相片质感。据说凯文经常在微醺的状态下开发滤镜，Hefe就是他在喝一种叫Hefeweizen啤酒时想出来的，那种橘黄的光照，很像夏威夷阳光海滩。他说，很多人之所以觉得人生无趣，大概就是因为他每天用同一个镜头看世界。而多一个滤镜，就是多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如果你在Instagram里搜索某个滤镜的标签，比如“晨鸟”，你会找到20多万张以相同的滤镜拍摄的照片，汽车、接吻的人群、罐头、飞机……那是“晨鸟”眼中的世界。
　　Instagram在时尚界非常受宠，不少时尚品牌都希望他们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些特殊的滤镜，能反映这种品牌的审美风格，比如设计师凯特·丝培(Kate Spade)的滤镜，或者《名利场》杂志的滤镜。这些滤镜程序赋予的“美”也许是肤浅的，缺乏细节的，甚至虚伪的，是艺术的廉价化，但另一方面它也启发了大众对“美”的兴趣，是一种视觉上的启蒙。而且，Instagram并非仅仅是滤镜，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分享。
　　Instagram之所以在众多App中脱颖而出，除了漂亮的滤镜之外，更重要的是快速的共享——从拍摄到上传到各种社交网站，只要两三个按钮，15秒搞定。
　　凯文·希斯特罗姆最初来自Twitter的团队，深知网络时代分享的重要性。Instagram与Twitter、Flickr、Facebook、Tumblr、Foursquare等社交网站的结合是所有App中做得最好的。从拍摄到上传到多个社交网站，只要两三个按钮，15秒搞定。同时，这些照片也会自动上传到Instagram的共享平台上。Instagram本身也是一个社交网络，而且恐怕是最国际化的一个，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所有人都是直接通过照片在交流。你经常能在一张照片底下看到各种不同语种的评论。
　　这些热衷的“粉丝”们自称Instagrammer，每天累计上传超过150万张照片，在50个国家结成了700多个Instagram社区，举办各种Instagram拍照分享的主题聚会。现在，全球至少有2500个围绕着Instagram的第三方扩展程序，形成了一个独立且庞大的开发者社区，恐怕其中不少开发团队的人员规模，都超过了仅有6名员工的Instagram本身。
　　其实，就图片分享而言，Flickr仍然是最大的集散地，但它越来越趋向于严肃化和专业化，更多地变成一个存储照片的地方，而不是分享的地方。Instagram则不同，虽然很多陌生人，但因为拍摄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这些照片里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私密感，就好像那本来可以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
　　通过图像分享生活，是至今未能被满足的一个欲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文字动物，而不是视觉动物，从来没有很好地发展过自己的视觉才能。
　　4年前，凯文·凯利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屏幕时代》，大致意思是说，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古登堡革命——从书本的时代进入屏幕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置入如此多的屏幕，散播如此密集的视觉信息。为了应对这种时代变迁，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从读写能力转化到视觉语言。除了文字，还有什么比拍照更能训练我们观察、叙述与理解世界的能力呢？
　　以前我走路一向目不斜视，但自从使用Instagram之后，我开始留意到一些墙上的涂鸦、树影斜向天际的姿势，或者某一扇门上的花纹。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如此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