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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传入中国用香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同时大量引进各种重要的香料，及用香的观念和方法，于是，香从生活中的附属用品，一跃而成为皇室贵族，文人雅士生活中的重要场景。
在春秋时期，已出现专供室内取暖的铜炭的“王子婴次炉”。而这类铜炭炉后世仍然沿用。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在室内薰香的习俗，焚烧的香料是以草本植物为主。其实薰香源自古人薰烟以趋灭蚊虫，并消除秽气。
在《周礼》中记载：“剪氏掌除蚕物，以攻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虫之事。”古人燃香也可以说是清净环境，中国在尚未产生专用的香器之前，先使用一般的铜炭炉来薰香。
中国人在室内焚香自战国时代就已开始了，但是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香具，却迟至汉代才出现。
中国香炉的形制始于战国时期铜炉，以后历代出现各种式样的香炉。材质有陶器、瓷器、铜器、鎏金银器、掐丝瑵琺瑯、画琺瑯、竹木器及玉石等，种类丰富。
汉代开始，由于受到神仙方士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香炉——博山炉，是室内薰香除秽的器具。博山，相传是东方海上的仙山。博山炉盖上雕镂的山峦之形，山上有人物、动物等图案。当香炉中飘出袅袅香烟，就宛如神山盘绕终年的云雾。
博山炉的炉盖装饰着神山、异兽、珍禽和仙人，代表汉代流行神仙思想。博山炉炉顶多半站立了一只凤凰。博山炉中有的设计奇特，例如有设计成一骑异兽的胡人，手托着博山炉炉身，人与兽成为基座，炉身的盖面为仙山、四灵兽“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和其他异兽及仙人等。炉中的香炉就从镂空的孔洞飘逸出来。博出炉的盖面上，一般都有山峰禽兽和神仙故事。
像这种在炉盖上装饰连绵的山峦，异兽与仙人点缀其中的博山炉，逐渐设计成熟、定型，炉盖饰以仙山、飞鸟等，具有浓厚的神仙思想。博山炉盛行于神仙之说流行的两汉及魏晋时期。
在汉代，专为焚香而设计的香薰已经出现，大理的薰香器从各地的汉墓出土，可以知道当时薰香习俗已经很普遍。汉代薰香的风气，南方比北方更为盛行。广州地区四百余座汉墓中，共出薰炉一一二件。
在汉代蔡质所著的《汉官仪》中，就有关于香的文献记载：“女侍史絜被服，执香炉烧燻。”
在广州、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已经出土了不少豆形薰炉，而中原地区出现得稍晚。从这种出土不少专为薰香而作的香薰看来，薰香的风气是自南向北逐步推广的，而许多高级香料也是从南海输入中国。根据《史记》〈货殖列
传〉的记载，西汉时龙脑香在广州已非罕见之物。
汉通西域后，还从陆路自西方输入苏合香。《班固与弟超书》：“窦侍中令载杂采七ＯＯ匹，白素三ＯＯ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这是汉代以杂丝、白素等布料，要买月氏马及苏合香。《后汉书》“西传传”说大秦国“会合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
汉朝时乐府诗中也说：“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外毛内答）（外毛内登）、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其中都梁香为古代著名的香草。
汉代的香品中，有干燥的草木植物、树脂类的龙脑香、苏合香。草本植物的茅香干燥之后就是可燃物，为了能充分燃烧，通常在炉身的底下会有通气孔。有的设计炉身较浅，炉盖隆起，而且在炉盖上备有数层镂孔。这类炉具的容积也较大。同时为了容纳自进气孔落下的灰烬，通常也设有承盘。
薰衣的风俗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河北满城中靖王刘胜墓中，发掘的“铜薰炉”和“提笼”就是用来薰衣的器具，湖南长沙的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为了薰香衣、被特制的薰笼。
龙脑及苏合香等树脂类香品，必须放在其他燃料上薰烧，因此这类炉身较深，以便置烧红的炭块，有时加银箔或云母片，再放上树脂之类的香品，使其徐徐薰烧。出土的汉代香薰中就曾留有炭料、香料。
三国的荀好薰香，文献中记载：“荀令至人家，坐幕三日，香气不竭。”由于荀或经常让自己的衣服薰上浓郁的香味，所以当他到别人家中之后，他坐过之处往往留下香气，经过三日还没有散去。在东晋时文人也以白旃檀的芬芳来比喻学养的渊博。
东晋南朝士大夫中，以香沐浴，以香薰衣的风俗开始盛行。据史料记载东晋巨富石崇家的厕所“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晋书·王敦传》）宾客吃饱喝足后上“洗手间”，发现男厕所内有十多个玉骨冰肌的少女袒胸露臂，每人手里捧着一个托盘，第一个托盘盛着锦衣华服，供客人更衣用；第二个托盘盛着沉香兰麝等名贵香料；第三个托盘盛着高级洗漱用品；第四个托盘盛着高级护肤化妆品。
在两晋南朝流行的香薰式样之中，从三国吴到南朝晚期圆罐式及豆式有承盘的香炉式样大略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孙吴中期至西晋末年（公元二五四——三一六年）。第一期的香薰，造型简单，整体为罐形，侈口鼓腹、圈足，上腹镂刻三排圆形镂孔，没有承柱和底盘。
第二期：东晋前期“东晋立国至穆帝升平以前”（公元三一七——三五七年）。第二期的香薰，薰体为短直口圆腹罐形，腹部有大三角形镂孔，承柱亦为上下小大的圆柱体，承盘则为平底钵形器。
第三期：东晋后期至南朝刘宋时期（公元三五七——四七九年）。第三期的香薰，酱油，罐形薰体，小口鼓腹，腹部满布密集的长三角形镂孔，圆柱形承柱，粗短而直，承座则为宽沿盘形。
第四期：相当于南朝中晚期“齐、梁、陈”（公元四八Ｏ——五八九年）。第四期并未发现见香薰等器具。
自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焚香礼忏在奉神明或祀天地祖的仪式中，几乎经常可见。甚至，有在行道上以香铺地，使香的需求量更大。在《文昌杂录》卷三中记载：“唐宫中每有行幸，即以龙脑、郁金布地。”
唐代的香具，也开始有新兴的式样。如：多足香薰、薰球、及长柄手炉，质地多为金属器或鎏金银器。唐代流行有提炼的金属香球、香薰。唐代的多足带盖铜香薰十分独特，也有附提炼者。
手炉是行者以手持之长柄香炉，用以供佛的香炉。
在《法苑珠林》中，有记载天人黄琼说迦叶佛香炉：“略云：前有十六师子白象，于二兽头上别起莲华台以为炉，后有师子蹭踞，顶上有九龙绕承金华，华内有金台宝子盛香，佛说法时常执此炉，此观今世手炉之制，小有倣法焉。”
在湖南长沙赤峰山二号唐墓曾出土一件铜香炉，底座作覆莲形，中有小柱与香斗通，柱柄柄头有一鎏金小兽。出土时香炉中满储香料余烬，为供佛之用。
同墓葬品中还有一件铜香薰，球形炉身，炉盖呈圆锥状，底座为喇叭形。出土时已残破。同样式的手炉在各处唐墓也曾出现，这说明了手炉在唐代相当流行。虽然唐代的焚香器中还有博山炉、香球及香薰，但是在佛窟壁画中所出现的焚香器以手炉和博山炉为主。
敦煌莫高窟画中，常可见到供养人像手持手炉的景象。例如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中，就有敦煌之唐代设色绢本引路菩萨图，图中菩萨即手持铜手炉。
在古画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的罗汉画及礼佛图之中手持手炉方式。我们可以看出长柄的手炉与香盒搭配使用，而且所用的香品呈颗粒状或小丸状。也就是常被称为香丸的丸状的合香或是呈小块的龙脑。
在《清嘉录》卷八有“烧斗香”条中说：“香肆，以线香作斗，纳香作斗，纳香屑于中，僧俗咸买之，焚于月下，谓之烧斗香。”
尤崧镇斗诗香诗：拈将香线匀兼细，长短编成斗样同；祇合灵檀和木屑，岂宜旨酒荐琼宫，佳人撤帐腰频折，处士占星柄自空，吴俗中秋传韵事，满庭馥杜桂正临风。
香器中有另一种造型特殊的薰球，非常特别。薰球的出现，始于唐代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公元六八四——七五五），大致流行于陕西西安地区。这种薰球多呈圆球状，有长链，球体镂空，并分成上下两半，上下两半球体以铆接的叶片状卡榫连接。球体内有小杯，以承轴悬挂于中央，小杯可随时保持水平。因此无论薰球如何转动，小杯始终保持水平，而杯内正在焚烧的香品则能随时保持平衡，不致于倾倒。
薰球又名香毬，可以放在被中薰香，而香烟不会熄灭，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二“香毬”条中说：“今镀金香毬，如浑天仪然，其中三层关，轻重适均，圆转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复灭，其外花卉玲珑，而篆烟四出。”正仓院所藏唐代薰球即是被中香炉。
唐代帝室曾多次迎送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再送回法门寺。法门寺的文物中鎏金银香薰、鎏金银香球，是为皇室迎送舍利真身所专门制造的。
隋唐时代的博山炉，和晋代又有不同。例如云岗第二洞的楼阁式浮图，七、八、九、十洞的龛楣，飞檐、博山炉，做为装饰花纹的蟠龙、饕餮、朱雀、白虎等等。在第十洞有北魏时期所雕的飞天，四天飞天捧一博山炉，炉式为有山峦起伏的盖子、高足豆式的器身，器身两侧有S形耳。
宋人焚香，常同时使用香炉及香盒。这点从宋代绘画取香的动作中，可以看出来。添香者以食指、大拇指拈出香丸，放入堆满白灰的炉具内。宋代也流行将香料压成“香篆”，将粉末状的香料模子压出固定的形状，然后点燃。
宋代曾大量进口香料，北宋时香药是市舶司收入中最大宗的物品之一。真腊、渤泥、蒲端、安南等地其地盛产乳香、龙脑及栈香，朝贡品中也以香药为主。部分的香品如乳香等列入禁榷物品，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私自交易。
宋代香药输入量虽大，但仍供不应求。宋人普遍用香，焚香用量大。祭祀庆典、官府的宴会、文武官考试及第后的同年宴、祝寿等场合，无不用香。
宋人还有所谓的“试香”，于幽室外焚香，有时在庭园内的“诗禅堂”试着燃点新制的合香，品评香的气味、香雾的形状和焚烟的久暂，是宋朝人生活情趣中重要的节目之一。
宋人对于合香的薰烧法特别讲究，香品点燃之后，并不投入火中，香炉内铺厚厚的有保温作用的炉灰，拣一小块烧红的炭块埋于正中央，再薄薄地盖一层，灰只露出一点。用薄银片隔火，香品放在薄银片上薰烤，于是香气自然舒发，没有烟燥气。讲究一点的，炭块就不只是用普通的木炭，而是精制的炭团。
此外，宋人也使用香篆。南宋杭州城的住宅区内的各种服务业中，就有专门为人“供香印盘”的服务业，他们包下固定的“铺席人家”，每天去压印香篆，按月收取香钱。
一般的香粉，为了便于香粉燃点，合香粉末可以用模子压印成固定字型或花样，然后点然，循序燃尽，这种方式称之为“香篆”。印香篆的模子称为“香篆模”，多以木头制成。《百川学海》“香谱”条中说：“镂木之为范，香为篆文。”这是说香篆模子是用木头雕成，香粉被压印成有形有款的花纹。
古时禅寺中常烧香篆以测知时间。也有烧香篆以修密法者，在《观自在菩萨大悲智印周遍法界利益众生薰真如法》，并有将香印作成种子字、纥利字之香印，并将香炉观想为法界，纥利字妙香印代表大悲拔苦，当香印依次焚烧时，则显现真实之理，当烧尽时，则代表万法归空之理。以此观法修持者，能获观世安称、无有障碍之福报，如同微妙莲花一般众人爱敬。
香篆又称香印，在焚香用香炉内铺上一层砂，将干燥的香粉压印成篆文形状，字形或图形绵延不断，一端点燃后循线燃尽。由于取用的香是呈松散的粉状，点燃之前才以模造成绵延不断的图形，而且移动模子时很容易碰坏图形，因此使用时并不方便。
在宋人的笔记中有印香的记载。“印香”很可能就是压印香篆。《萝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云：“且如供香印盘者，各管定铺席人家，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请香钱而已。”可见北宋末有雇请专人印香焚香的习俗。
为了使香粉的使用更为顺利，宋人又制香饼，有作成心字形的“心字香”香饼、环形及指形的“冰环玉指”香饼。宋人李居仁“天香词”中有“几度试拈心字”的句子，说明心字香饼是可用手指拈起的，类似现代使用的盘香。
在宋代的香炉中，有许多特殊的造型，如现藏于芝加哥艺术馆，宋影青鸟形香炉（十一——十二世纪），炉盖有一只似鸳鸯的水鸟蹲伏著，炉身贴了两层莲瓣纹，也有承盘。盘底有如意云头花式足。香炉就从鸟嘴逸出，炉身挖有小气孔，而使香烟从上面的鸟嘴飘出。宋代另外流行一种豆形香炉，形如高足杯。
宋代香球的应用进一步发展，皇家仪队就有执香球者。根据文献记载，淳熙十三年，太上皇八十大寿，孝宗至德寿宫问安，文武百官服朝服随行，除了法驾五百三十四人之外，另有大乐四十八人，架乐正乐工一百八十八人，还有仪仗鼓吹，仪仗有二人各执一香球。香云自香球中逸出。而宋代妇女乘车出行时，也有丫鬟手持香球，贵妇袖中自持小香球，于是车过驾经之处香烟如云，尘土皆香。
甚至南宋杭城人迎亲的队伍也有用至香毬，即薰球。首先由男家选定时辰，令“行郎”各持花瓶、香球、花烛，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清凉伞、交椅及花轿（花檐子）、鼓吹等，前往女家迎娶。
将各种香料、香品置入囊中，可以放在身上，随身携带，散发香气的香具。佩带用的香囊在宋代记载中处处可见。南宋于端午佳节，后妃诸閤、大璫近侍获赐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篆。一般市民在家门口“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袋，排飣果粽。虽至贫者亦然。”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热闹的庙会也有“关扑”，即掷钱赌胜而赢得奖品或彩金奖品有香囊、画扇、珠珮等。
到了元、明、清代，则流行成套的香具，例如元代流行“一炉两瓶”的成套香具。明代十六世纪的绘画中就已出现“炉、瓶、盒”。这种组合式香具乃是为了方便作为储放香箸、香铲之用。
明朝嘉靖官窑也有所谓的“五供”，五供是一炉、两烛台、两花瓶的成套供器，使用于祭祀及太庙、寺观等正式场合。明代盛行铜制香炉，这与宣德时期大量精制宣德铜炉有关。宣德年间，曾使用泰国进贡的数万斤铜料，铸制三千三百余件的“宣德炉”。明晚期民间大量制作铜香炉，设计精良。铜香炉的盛行与当时盛行燃烧各种品级的沈香木块有关。
香筒是一种燃点直式线香的香具，又称为“香笼”，以便与插香的小筒有所分别。明清两代所流行的香筒，其造型为长直筒，上有平顶盖，下有扁平的承座，外壁饰镂空花样。通常在筒内有一枚小插管，这样就很容易插稳线香。这种线香是不含竹木签心的。
明清时代的香筒，其质材有竹、玉及象牙。故宫展出的明清香筒有明雕竹人物香筒、明白玉龙凤镂空香筒、清象牙雕梅雀香筒及作为插香用的清青花小香筒。在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中也曾发现一件镂空蟋螭玉香筒。明益定王墓中的玉香筒，质地为白，玉圆筒外壁镂空梅花、螭纹，盖面镂刻盘螭。
香盒是指盛香之容器。又作香筥、香合、香函、香箱。通常为木制加漆，亦有陶制与金属制。常见的形状为扁平圆形。香筥有大香筥、小香筥之别。原来是供佛的法器之一，后世则用于茶席等之用，其造形也和以往不同。
除了香盒之外，还有香盘也经常可见。香盘是指焚香之盘，又作香台、常香盘。以木或金属作成之方形台，盘中盛香作梵字形，常点火焚之。
此外，元、明、清时，流行成套的香具，大多为“炉、瓶、盒”的组合，即香炉配上香盒，而瓶则是为了放置在香粉的香铲及持香的香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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