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红包春联批发厂家直销

红包文化源远流长。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就发烧，讲呓语，得病，使孩子变成傻子。人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称为“守祟”。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逼着孩子玩，一直玩到睡下，还放到枕头边。半夜里，祟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出现一道亮光，祟急忙尖叫着逃跑了。管氏夫妇把这事告诉了邻居，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纷纷仿效给孩子压祟钱，并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到了明清时，压祟钱改成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铜钱给孩子。民国时，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钱，寓义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晚辈的压岁钱，用红纸包一枚大洋，象征“一本万利”。至今，红包由压岁（祟）普及为一种习俗。因为红色象征好运，所以，每逢婚嫁、添丁、新宅、开工、生日等等......皆发红包。有喜当贺，理所当然。又如给喜娘、道士、僧尼、轿夫、吹鼓手、司机、小姐等人发个红包，过去叫作“花彩”，今天改名“小费”， 乃回馈他人辛劳，无可非议。

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国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红包文化原先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体现和谐相处的友好情结，几百年来红包还是以这个意义居多。不过送红包更为普遍的意义，一是给晚辈一种关爱，压岁钱、生日祝愿都含有平安吉祥的寓意；二是婚嫁喜庆有喜当贺的礼仪，以及亲友初会、相聚互馈祝愿的表示；再一种则是完全出自内心感戴之情的酬谢。而回馈他人辛劳，给喜娘、道士、僧尼、轿夫、吹鼓手、车夫等等的红包，一般又叫做“花彩”，今天则称“小费”。应该说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对于该如何处理压岁钱的问题，有人认为不应该简单“充公”，而且想出了很多的处理方式，比方存到银行、用于买书或者借机教育孩子理财等等。

应该说，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全球七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红包文化都存在，并堂而皇之。旅居海外的华人返乡省亲祭祖时，例行都要给亲友族人送红包。由于人有亲疏，礼分厚薄，所送出的红包也就有大、中、小三档，见什么人发什么红包，这也是红包文化的一个特征。
　　全球七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红包文化都赫然存在。
　　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根据华人的观念，已婚者就算成年），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因此，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做法。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在异国他乡，一些与华人有往来的其它族裔朋友，对华夏的红包文化也是随俗例行，民间如此，社区、公司也奉行如仪。

上世纪最后一个龙年春节，时任旧金山市长的布朗，正月初一与华人共贺新禧时，也给与会民众派发红包压岁钱，把节日气氛中美文化交融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有甚者，一些银行、商家在春节期间，从楼宇高处往下撒放红包，漫天飞舞宛如落英缤纷，街心人众如潮汹涌，争先趋之若鹜。人们「冲」的不是那小红包内微不足道的一美元，求的是能得到红包图个吉利，来年招财进宝。
　　戏曲舞台于新春演出时，剧中有挨杀、暴毙或披戴孝的角色，戏班老板要给扮演者送红包，让他们拿去煮碗太平面吃，既作补偿奖励又为除晦消灾。此习俗至今许多剧团仍在例行。就是平日里剧团在乡间演出，观众给剧中人（其实就是演员）送红包，也是屡见不鲜。
　　笔者返乡到福建长乐县看戏，剧中演到一书生在法场哭诉冤屈，令观众掬一把同情之泪。此时有一位著时装的观众走上台去，把一个红包插在这个将要斩首的书生发髻上。
　　处于这种情况，台上演员不受干扰照演照唱，台下观众也不以为怪还啧啧称赞。大家都明白此乃善举，既同情冤屈者，又为演员送去晦气迎来吉祥。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一电影公司拍部新片，剧中有一洋人被枪杀。事后出品人给那位客串洋人的外国朋友送上一个红包。对方知道红包就是钱，但不知这钱是什么钱。当他知道这是消灾吉祥钱时不禁哈哈大笑，还说以后有枪毙时再找他。

所有这些不属于礼仪上的红包，则寓有消灾祛邪、祈求平安吉祥，与恻悯怜恤藉慰精神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