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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大会尽管落下帷幕，但它只是个起点，人类将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各国的内在、自发和自愿的行动比一份协议更加重要。”以上一席话是曾经著有《气候变化的政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哥本哈根大会后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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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也的确如此。相比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耗时12天才勉强“出世”的没有约束力的声明，各国政府对环保所付诸的行动才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有效途径。在这点上，在此次哥本哈根大会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我国政府已经给与验证。


    中国对于节能环保早已开始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践。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明确指出，2006-2010年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令人欣慰的是，一份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已在2005年基础上累计降低13%，有望实现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5年内少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将达到15亿吨以上。其中，仅2008年所实施的“限塑令”一项，就相当于每年可节约石油240万至300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20万至900万吨。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针对节能减排再次提出了新的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0～45 %的标准，并把这一指标纳入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做出了远景规划，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减排和遏制全球气候改变的事业中共同努力的决心。


    面对新的目标，我国政府正在积极的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加入到节能减排的工作中来，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在这方面，深圳市的“鹏城减废”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政企合作节能减排经典的案例。2006年，在深圳市政府的号召下，109家企业加入此次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次年企业数量就增加到183家，2008年则迎来爆发式增长，达到612家。经过三年的努力，累计削减二氧化碳1400余吨、二氧化硫近2万吨，累计节水1600余万吨、节电1.7亿余度，企业直接经济效益超过4.6亿元。“鹏城减废”行动让我看到了政企合作的新模式，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企业通过自身的投入与研发，在实现了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效益。在众多的合作企业当中，曾多次为被评为“鹏城减废”标志企业的爱普生显的格外突出。在记者从深圳爱普生获得的一份名为“鹏城减废行动年终评估及报告表”中，清晰地看到了11个主要改善事例，记者进行了加权平均计算后得到如下一组数据：11个项目平均投资回收期为2.66年，如果去掉一个最高期限及最低期限，9个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收期只有1.08年。而从2008年全年来看，该行动导致的成本节省92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