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动物铜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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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龙取坐姿，左前肢高举，与左后肢间有腾云相连。右前肢着地，与右后肢相接。尾部翘起外卷，前肢长鬣突出于肩部之上，与头上卷鬣及后扬的长鬣相映。 龙首微扬，张口吟啸，亦动亦静，威武雄姿，浩气凛然.据《金史·舆服志》载，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六年（1166年）重新审定皇帝所乘坐的车，规定将本朝以前所用之金辂（皇帝乘坐的大型豪华车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铜坐龙实物曾用于皇室御用专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又据记载，大辇顶轮上有银莲花、坐龙。可见，此类铜坐龙还曾被用在马车的顶轮上。可以认定，铜坐龙应该为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它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现出土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以将其作为代表性标志。

另外一件是1990年在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的。这件金代铜坐龙头顶鬃毛向后延伸到脊部，口半张，含有 一颗铜珠（这说明阿城出土的铜坐龙也应口含铜珠），四肢粗壮，肩部有飞翼，龙爪为五趾，尾部似祥云外卷。龙身底部有四个钉孔，内有铁锈的痕迹，由此推断，此物应是固定在某种器物上的饰件。北京出土的这尊铜坐龙，其总体造型和制作工艺同金上京阿城出土那尊坐龙极为相似。但也许是北京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原地区的原因，所以它更多地吸收了宋代中原流行的龙型特点（羽翼龙、猪嘴龙），整个形态更像只蹲坐的猛虎。虽然北京出土的这尊坐龙造型上也有其自身艺术特色，但是它不如阿城出土的龙型自然得体。北京出土的铜坐龙从局部看，龙的感觉不明显，艺术加工不到位，给观者“四不像”的感觉。但是它的出土说明了金代铜坐龙的流行，以及铜坐龙的装饰功能。 要深入研究铜坐龙的雕塑艺术特点，有必要对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予以一定了解。因为任何一件艺术品都要受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和审美意识所影响。 金代是我国满族先人——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于阿城到金朝灭亡历经一百二十年。它们以“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为发祥地，凭借其强悍的武力逐步灭掉了辽国和北宋政权，建立了北起兴安岭以北，南至淮河，西起青海、甘肃、内蒙，东临大海的大帝国。金在当时虽然算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权，但是其周边国家高丽、西夏、辽、南宋等都曾向金朝称臣纳贡，可以说金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金代女真人在历史上不像古代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那样，以掠夺中原为目的，把汉文化做为异己进行排斥，成为摧毁文明的野蛮民族。女真人则把优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汉文化视为宝贵财富，对它予以保护、学习与借鉴。女真人接受中原文化的速度与自觉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契丹人与蒙古人，并且已经有向农业文化过渡的趋势。这也使女真人完颜部文化面貌具有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双重特征。在文化教育方面，女真人具有与农业民族相同的一些家庭伦理观念，如：“尊老爱幼”、“农忙时聚族耕种”、家中长者为先，等等。儿童接受中原汉族正统儒家教育，同时又保留了渔猎的习俗观念。由军事民主制形成的“勃极烈”制，儿童教育中灌输争勇斗狠，崇尚武力，鄙视软弱等思想。以上两方面的文化习俗的融合构成了女真人的双重文化特征。 女真文化有着马背上民族的开阔胸襟和坚忍刚烈的性格。女真人以各种动物作为自己崇拜喜爱的对象，其中更是以海东青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海东青能够猎捕到比自身大几倍的天鹅。它见到猎物时，直冲云霄，由高向低俯冲，以利嘴啄瞎其眼睛，击碎其头骨。它一次可连续吸死三、四只天鹅。海东青不但勇猛，还知道猎物的要害部位，它所表现出的勇敢与智慧正如同女真人一样，以弱 胜强灭亡了辽宋两个庞大强盛的封建帝国。可以说，女真人的文化与性格，是他们对原始图腾的崇拜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所逐渐形成的。 在金文化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各地区不同民族互相学习借鉴，金代文化艺术也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青铜艺术品方面最有代表性，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代铜坐龙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在雕塑造型和饰纹上保留了这个时代社会文化所特有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