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顺口溜

国家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 市 作 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旨在对这八个城市分类收集工作进行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为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类收集工作创造条件，促进我国的生活垃圾管理和处理水平的提 高。除了建设部确定的垃圾分类八个试点城市外，全国各地的多个城市也积极开展垃圾分类收集 试 点，垃圾分类顺口溜，开始了将生活垃圾转化为资源、减少垃圾处理量的有益尝试。如苏州( 2002 年) 、青 岛( 2002 年) 、威海( 2003 年) 、无锡( 2004 年) 、三亚( 2008 年) 、兰州( 2008 年) 等 城 市 都 在 各 市 建 成 区范围内或局部推行分类收集，营造公众参与的氛围，探索适用的推进方法、提高分类收集的质量。此外，在 大 多 数 城 市 的 生 活 垃 圾 相 关 规 划 和 计 划中，都明确将垃圾分类作为行业发展重要指标。

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如日本根据垃圾的性质将回收垃圾的时间也进行了分类，避免了大家的混装。居民一旦错过某种垃圾的丢放时间，得等待下一次垃圾车的来临。这种强制性措施的实施，很好地促使了日本国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形成。

美国作为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垃圾分类也充分借助了市场的力量，通过经济利益驱动，促进全民进行垃圾分类。如美国旧金山为了在全市推广垃圾分类，除了大力加强宣传之外，还采取了两种方式区别收取垃圾费。一是按垃圾丢弃量的多少收取。每户居民每月扔的垃圾多，垃圾费就高，反之则低。这样可以抑制垃圾总量的产生，促进居民自身对垃圾进行再循环处理; 二是按丢弃的垃圾是否进行分类区别收取。如果居民对丢弃的垃圾主动进行了分类，则收取垃圾费时就可以按比例打折。显然这种物质利益和垃圾丢弃行为直接挂钩的方法直接促进了实施垃圾分类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我国学者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研究多偏重于宏观政策环境，如谭文柱、杨凌等、彭德雷、和刘宇熹等，分析了社会经济水平、生活习惯、法律法规、政府考核等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逐渐转向微观层面，鲁先锋就将影响因素归因为内在和外在两部分，其中内在因素即指微观层面的居民心理因素，如道德约束、环保意识、环保态度、环保价值等，孙其昂等认为外在因素的强制和诱导与居民内在态度转化之间的链接能否达成是影响垃圾分类绩效的关键，居民的内在态度包括责任义务、环境意识的道德感召等，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因素。然而，这些研究多以定性地描述性政策分析为主，缺乏实证数据支持。近几年，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如邓俊等分析了公众知晓率对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的影响，陈晓运和张婷婷分析了电视、政府资料、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宣传手段在提高垃圾分类方面的贡献度，然而这些研究只涉及少量影响因素，分析方法多是简单的统计性描述，且样本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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